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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责不可能解决问题
更新时间：2011-12-19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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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土地问题，国土部不可能完全严格地去问责地方政府，究其根源，土地问题的根源是财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因此，土地问题未来最大的可能，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博弈之后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土地问责约谈的做法比过去的问责方式都要严厉，由于对国土资源部下一步的行动不摸底，相信会对一些地方官员产生震动。但我们相信，无论国土部以哪种方式问责，都无法完全遏制各地政府推动的土地“违规”行为。
国土部和监察部、人保部等三部委联合启动土地违法约谈和问责行动，此次共有12家土地违法县市的“一把手”被约谈。被约谈的官员来自于陕西渭南市、山西运城市、黑龙江佳木斯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湖北省襄阳市、黑龙江铁力市、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山西大同县、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辽宁灯塔市、浙江上虞市、辽宁庄河市。12名地方官都表示，对被约谈感到很震撼，深感自责，愿意接受国家土地总督察的批评。
从国土部的本次约谈对象来看，带有明显的“试点”性质。这些地区无一是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地区，无论是今年国土部挂牌督办的案件所涉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辽宁沈阳等城市，还是此前被媒体曝光的1457宗囤地黑名单中数量占据前几位的广东、重庆、江苏等都不在其内。这种多少有些避重就轻的约谈方式，显示国土部土地问责的决心不大，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土地问责的板子虽然打在地方政府的屁股上，但我们认为土地问责难有显着成效，这是因为土地问题的根源事关制度——财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远不是一个违规问责就能解决的。
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土地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自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面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长，大量弥补了地方财政的缺口。2002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2417亿，2003年-2007年，分别为5421亿、6412亿、5884亿、7676亿、11947亿，2009年进一步增至1.5万亿元。地方经济要发展，民生保障支出不可缺少，目前地方政府又面临巨大的保障房建设资金的缺口。仅2011年计划开建的1000万套保障房，就预计需要建设资金近1.4万亿元，接近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新的来源的情况下，力度非常有限的土地问责根本无助于杜绝土地违法行为。
对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尚可发展创意产业、总部经济、文化产业等占用土地少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三线城市或县级市，基本上只有华山一条路——制造业，这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但并没有一个在全国统一的、操作性强的转型方案。中央政府在2010年也没有推出通过税收、信贷、人事任命等方式遏制重复建设、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产能扩张，仅国土部一家的问责怎么可能遏制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更何况，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总体上仍是GDP一俊遮百丑的思路，地方“一把手”对土地违法睁只眼闭只眼，被国土部问责的概率不大，因经济快速增长被提拔的概率却比较大，这也让地方“一把手”有在土地利用上大步向前的“勇气”。
大多数房企正面临改变开发经营管理方式的严峻考验，以往使用多年、颇为成功的开发模式在新的政策形势及市场环境下，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如何适应新形势、新环境进行战略性调整，已成为绝大多数房企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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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土地问题，国土部不可能完全严格地去问责地方政府，究其根源，土地问题的根源是财税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因此，土地问题未来最大的可能，还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博弈之后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土地问责约谈的做法比过去的问责方式都要严厉，由于对国土资源部下一步的行动不摸底，相信会对一些地方官员产生震动。但我们相信，无论国土部以哪种方式问责，都无法完全遏制各地政府推动的土地“违规”行为。
国土部和监察部、人保部等三部委联合启动土地违法约谈和问责行动，此次共有12家土地违法县市的“一把手”被约谈。被约谈的官员来自于陕西渭南市、山西运城市、黑龙江佳木斯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湖北省襄阳市、黑龙江铁力市、广西防城港市港口区、山西大同县、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辽宁灯塔市、浙江上虞市、辽宁庄河市。12名地方官都表示，对被约谈感到很震撼，深感自责，愿意接受国家土地总督察的批评。
从国土部的本次约谈对象来看，带有明显的“试点”性质。这些地区无一是GDP在全国名列前茅的地区，无论是今年国土部挂牌督办的案件所涉及的内蒙古鄂尔多斯、辽宁沈阳等城市，还是此前被媒体曝光的1457宗囤地黑名单中数量占据前几位的广东、重庆、江苏等都不在其内。这种多少有些避重就轻的约谈方式，显示国土部土地问责的决心不大，无法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土地问责的板子虽然打在地方政府的屁股上，但我们认为土地问责难有显着成效，这是因为土地问题的根源事关制度——财税制度甚至政治制度，远不是一个违规问责就能解决的。
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源，是土地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自从1994年中国税制改革后，中国地方政府普遍面临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发展起来以后，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大幅增长，大量弥补了地方财政的缺口。2002年，中国土地出让金收入达到2417亿，2003年-2007年，分别为5421亿、6412亿、5884亿、7676亿、11947亿，2009年进一步增至1.5万亿元。地方经济要发展，民生保障支出不可缺少，目前地方政府又面临巨大的保障房建设资金的缺口。仅2011年计划开建的1000万套保障房，就预计需要建设资金近1.4万亿元，接近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新的来源的情况下，力度非常有限的土地问责根本无助于杜绝土地违法行为。
对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尚可发展创意产业、总部经济、文化产业等占用土地少的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三线城市或县级市，基本上只有华山一条路——制造业，这必然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虽然中国经济面临转型，但并没有一个在全国统一的、操作性强的转型方案。中央政府在2010年也没有推出通过税收、信贷、人事任命等方式遏制重复建设、高污染的低端制造业产能扩张，仅国土部一家的问责怎么可能遏制地方政府对GDP增长的追求？更何况，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总体上仍是GDP一俊遮百丑的思路，地方“一把手”对土地违法睁只眼闭只眼，被国土部问责的概率不大，因经济快速增长被提拔的概率却比较大，这也让地方“一把手”有在土地利用上大步向前的“勇气”。
大多数房企正面临改变开发经营管理方式的严峻考验，以往使用多年、颇为成功的开发模式在新的政策形势及市场环境下，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如何适应新形势、新环境进行战略性调整，已成为绝大多数房企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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