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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法》首修 不同利益主体展开激烈博弈
更新时间：2012-07-07 09:39
【摘要】今年4月有媒体报道，《劳动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三性”做了界定；但6月以来，一个明显变化是，不解释“三性”声音渐起。
但6月以来，一个明显变化是，不解释“三性”声音渐起。
首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官员发表观点称，目前很难解释“三性”。该官员指出，“三性”只是倡导性提法，不是强制性提法。一些地方人社部门官员也发表文章，提出“三性”界定非常难。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变化，从人社部门的角度，主要是考虑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压力比较大。如果从严规制用工，可能会限制通过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方式来扩大就业。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动关系专家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背后激烈的利益博弈。
这位专家透露，利益博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企业希望维持现状，通过滥用劳务派遣降低人工成本，而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担忧，对这些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一博弈从各大央企和大型企业对于《劳动合同法》修改设置重重阻力的行为就可以看出。
另一博弈更为隐秘而具体。这位专家称，部分大的劳务派遣公司与人社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解不解释，不是立场问题，是利益问题。”
乔健认为，“三性”的界定并不难。除了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界定意见之外，今年上半年人社部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要完成，也有利于界定辅助性等岗位。
滥用劳务派遣执法待严格
乔健表示，从中国现实来看，下一步最大问题将是法律的执行。
根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目前中国的派遣用工大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派遣岗位大部分属于长期性固定岗位，有的岗位用工期限长达十几年。这些“大户”往往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即使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后，仍能设法逃避法律惩处。
“修法看上去很美，但修订完之后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能否落实到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都很强，这个法完善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面临的问题将很严峻。”乔健说。
黄乐平长期从事劳动者维权工作。他分析，法律实践表明，过于原则、笼统的规定，即使从立法本意上来说是要保护弱者，但强势一方可以设法找到可钻的空子，推动把原本不利于自己的规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执行或解释。
“在中国，涉及弱势一方的权利时，只有规定得具体明确，并且赋予其实现权利的手段和途径，才有可能实现弱者的权利保护。因此，不仅是修法必要，更重要的是要执行到位，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黄乐平表示。
慧择提示：从明确界定“三性”到不解释“三性”声音渐起，这一变化也说明，治理被滥用的劳务派遣面临很大挑战。正是因为执法部门的尺度太宽松和劳动者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本来应该遏制的劳务派遣制度得到畸形发展。
但6月以来，一个明显变化是，不解释“三性”声音渐起。
首先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高级官员发表观点称，目前很难解释“三性”。该官员指出，“三性”只是倡导性提法，不是强制性提法。一些地方人社部门官员也发表文章，提出“三性”界定非常难。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主任乔健分析，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变化，从人社部门的角度，主要是考虑今年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压力比较大。如果从严规制用工，可能会限制通过劳务派遣等灵活用工方式来扩大就业。
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劳动关系专家则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背后激烈的利益博弈。
这位专家透露，利益博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企业希望维持现状，通过滥用劳务派遣降低人工成本，而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的担忧，对这些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一博弈从各大央企和大型企业对于《劳动合同法》修改设置重重阻力的行为就可以看出。
另一博弈更为隐秘而具体。这位专家称，部分大的劳务派遣公司与人社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解不解释，不是立场问题，是利益问题。”
乔健认为，“三性”的界定并不难。除了全国总工会提出的界定意见之外，今年上半年人社部修订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要完成，也有利于界定辅助性等岗位。
滥用劳务派遣执法待严格
乔健表示，从中国现实来看，下一步最大问题将是法律的执行。
根据《2011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白皮书》，目前中国的派遣用工大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派遣岗位大部分属于长期性固定岗位，有的岗位用工期限长达十几年。这些“大户”往往和地方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即使在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案件发生后，仍能设法逃避法律惩处。
“修法看上去很美，但修订完之后还有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能否落实到位。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都很强，这个法完善了，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执行，面临的问题将很严峻。”乔健说。
黄乐平长期从事劳动者维权工作。他分析，法律实践表明，过于原则、笼统的规定，即使从立法本意上来说是要保护弱者，但强势一方可以设法找到可钻的空子，推动把原本不利于自己的规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执行或解释。
“在中国，涉及弱势一方的权利时，只有规定得具体明确，并且赋予其实现权利的手段和途径，才有可能实现弱者的权利保护。因此，不仅是修法必要，更重要的是要执行到位，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黄乐平表示。
慧择提示：从明确界定“三性”到不解释“三性”声音渐起，这一变化也说明，治理被滥用的劳务派遣面临很大挑战。正是因为执法部门的尺度太宽松和劳动者话语权的缺失，导致本来应该遏制的劳务派遣制度得到畸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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