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仍是2018年经济任务的重中之重。
3月28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联合课题组发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研究报告》,在《报告》发布会上,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蔡锷生指出,未来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原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同时表示“铁规章、铁算盘、铁数据”的“三铁”的监管文化不能丢,金融业不能走“靠关系、搞人情”之路。
《报告》: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指标上升,部分机构系统性风险指标年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新成立的金稳委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都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成果,而金融机构监管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中国政府把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为未来三年金融工作的底线,以及未来几年3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为了达到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开发工具以检测、观察、控制经济中的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凸显。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周皓在发布报告时表示,当金融与房地产行业的所有上市公司股价跌幅超过40%以上,即可定义为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对于金融风险出现的原因,周延礼分析称,在经济的高速发展中,金融市场中出现了较高的储蓄率,由此消费者在金融市场中开始谋求资金的高回报率。在此前提下,银行、保险、基金、信托等金融机构开始推出理财产品以吸引资金,进而形成资产管理型业务,跨越银行、保险、证券的领域。资金达到一定体量后,部分资金在表内循环,部分资金流到表外,引发系统性风险。对此,周延礼建议称,要防范金融风险,一方面要避免金融资金体内循环,另一方面要把表外资金转入表内进行监管,同时注重将资金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给实体经济降低成本的机会。
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点,周延礼总结到,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规模越大发生风险的可能性越大,他指出,“有些金融机构商业规模较大,业务结构复杂,集中度较高,会导致系统性集中风险。”
同时,周延礼指出,可替代性较高的领域,金融风险越低,能够确保不会发生不确定性。举例来说,在寿险领域和社保领域,保险公司附带的金融职能与其他金融机构具有加大同质性,可以相互替代,使得保险业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报告》指出,在宏观层面,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在2016年以来显着下降,并在2017年保持低位和稳定的态势;在微观层面,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在2016年以来逐步下降,同时,他提醒,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指标还在呈上升趋势,值得监管机构关注,且某些机构系统性风险指标年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
“风险指标的缓和,并不是代表经济当中没有发生金融风险的隐患”周皓提醒到。
监管机构间需保证信息顺畅,《报告》建议金稳委搭建沟通平台
《报告》的发布,旨在对于目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出的相关建议。通过英国双峰监管制度的经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Philipp Paech指出,对于集中监管的机构,虽然能够获取全部信息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但当监管权力过度集中,就会因利益冲突产生影响,因此英国通过职能分离,设置两个拥有不同权限的监管机构,形成“双峰”。对于双峰监管体制而言,两个监管机构需要保持信息流的通畅,通过协调与合作弥补两者分开的缺陷,缺少协调将会导致监管的真空。
在此前提下,Philipp Paech对目前中国的监管制度提出建议,首先要将不同监管部门的权限划分清楚,避免监管真空与监管重点导致的不良后果;同时保证信息的沟通与流动,搭建使得所有监管者能够进行沟通协调的平台。
由此,《报告》即建议刚刚成立的金稳委担任信息沟通协调平台的作用,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央行行长参与, 成员可以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汇率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副行长、以及新合并的银保监会、证监会、财政部与外部成员。同时建立所有监管机构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所有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级别官员的定时会议机制,以此确保沟通和协商渠道的持续畅通。
不仅如此,《报告》同时指出,金稳委的首要目标应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就其权责来看,金稳委应被赋予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权利,包括订立和解释法规等;同时能够制定监管范围,制定在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监管沙箱机制;当现实中出现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和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金稳委能够提出准确建议。
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报告》建议金稳委建立针对于系统性风险问题的研究部门以提高其识别、监控以及评估风险的能力,并与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承担协调所有监管机构间联系的职责,正式确立在央行、银保监、证监会之间的协调规则和机制。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进行中,“三铁”监管文化不能丢
对于目前逐步推进的金融机制改革,周延礼认为,“从政策角度出发,一个机构的设立、合并、智能整合,是根据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做出的决定,其目的在于解决矛盾,解决风险与挑战,以提升各机构的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整合形成强有力的监管工作格局”。
谈及未来的监管方向,周延礼强调“三铁”的监管文化不能丢,即“铁规章、铁算盘、铁数据”,“铁规章即依法合规监管,金融不能靠走关系、搞人情发展;铁算盘即算账清楚,把账目算明白;铁数据即保证数据准确”。
同时,蔡锷生提醒到,“在中国体系内,风险防范要主要以银行为主,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风险爆发点在银行,特别是在当下的环境中,对于风向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未来,在防范性系统性风险的过程中,要找到出发点,找到哪些领域是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
在资管层面,蔡锷生表示,“大资管是现在的热门话题,但是银行的资产来源是存款,存在借贷关系;保险公司的资产来自于保费收入,保险的作用在于保障,保费收入转到资产管理以后有所变化,但保费成为保险公司可运用资金后,进行资管运用,最终目的是解决赔付问题。因此,在金融环境中,资金转换所有权关系要搞清楚。”
“设想拥有一个成型的监管模式可以直接应用并管好市场,太过于理想化”,蔡锷生指出,“从过去监管机构的发展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与金融改革工作始终在变化,对于未来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需要继续研究和完善。”
此外,在科技层面,周延礼指出,“金融监管要充分利用好金融科技,利用信息技术、数字化手段提高监管效率,经常性通过数据观察,依据数据变化发现问题”。
“心中有‘数’,这个‘数’不是简单的大数据”,蔡锷生补充到,金融业要透过大数据看到市场规律与市场行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思考如何处理发展、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在融合、发展中把握好各种行为关系。
市场机构关联性越高,越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比如银行、保险,在金融行业中一些金融控股公司之间的相关性较高,导致风险也是更高。其中值得警惕的是国际再保险公司,其频繁进行融资、投资活动,与各个行业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因此发生金融系统风险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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