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凯：降低社保缴费面临两难困境

　　【摘要】现如今民生热点话题已备受人们的关注，其中社保缴费基数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据了解，多省份积极上调社保缴费基数，然而企业压力凸显，而且社保缴费降低面临两难。

　　才说负担太重立马上调基数
　　刚刚步入2015年，有媒体人报道称，全国已有天津、福建、江西、重庆等地执行新的社保缴费基数标准。与2014年相比，用人单位和职工需要缴纳的社保费用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上述现象已成为近几年的一种“常态”。我国企业及个人社保缴费比例居高不下，企业与低收入者缴费压力逐年增大。
　　天津市人社局近日公布，天津2015年城镇职工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上调282元，上限则上调了1278元，涨幅分别为11%和10%。与此同时，福建省则宣布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月缴纳养老保险费将比以往增加60元。在江西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2015年缴费基数最低为1550元、最高为11625元，较去年分别增加130元和975元。
　　之所以新年一过，各地纷纷急不可耐地上调社保缴费基数，主要是由于上一年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不断增长。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社会平均工资存在虚高成分，工资平均数远高于中位数，且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的私营企业员工和临时工收入并未计入其中，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出社会群体平均收入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2015年，压在企业和员工头顶上的巨额“社保税”负担又加重了。
　　之所以这次社保缴费基数“惯例性”的上调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是因为就在2014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回答委员询问时表示：“现在的(社保)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经占到工资总额的40%到50%，企业觉得负担重。”尽管马凯副总理只是说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但这却是我国政府首次公开承认这一问题。此前关于社保缴费比例过高的讨论，一直都只停留在民间舆论的层面，政府一直没有明确表态过。

　　降低社保缴费面临两难困境
　　既然马凯副总理表示社保缴费太高，老百姓也都快HOLD不住了，那是不是意味着社保缴费比例很快就会下调了呢？
　　目前似乎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因为马凯同时表示，当前养老保险缴费面临两难矛盾。
　　一方面，现在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企业负担重。除了每年持续上调的缴费基数外，我国企业职工的社保缴费率一直居高不下。目前，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5项社保的缴费比例，虽然各地略有不同，但总体来看，企业约在29.8%左右，其中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0.8%；个人累计已达到11%左右，合计超过个人工资的40%。
　　早在2010，我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靠前，大约是其他金砖国家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发达国家的2.8倍。
　　据悉，在全球12个社会保险费费率超过40%的国家中，11个分布在欧洲，另外1个就是中国，连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费率也都在40%以下。更重要的是，欧洲11个高费率国家，对应的是高福利，企业不需要因为裁员而面临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企业裁员而遭受稳定的压力，员工更不会因为失业而失去生活保障。在这些国家，由于福利过高，很多人已失去了工作的热情。而我国却恰恰相反，高费率对应的是较低的福利，社会保障力度有限，因此老百姓对现行社保制度才会颇多怨言。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现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如果大幅降低缴费水平，又会影响当期的收入，造成养老金入不敷出，缺口越来越大，无法对子孙后代交代。
　　之所以我国的五险一金占工资比例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偏高的状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建立时间较晚，现在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建立。在此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的福利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等基本保障都由国家和企业全部包下来。当这一新制度建立时，不可能全都是新人，必然会面临着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所谓的“老人”)，以及许多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人(所谓的“中人”)，还有刚开始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所谓的“新人”)，但那些过去没有单独缴纳过社保费用的“老人”和“中人”在退休后，却按规定仍可享受社保待遇，为此社会保险基金需要承担巨额的“改革成本”以支撑运行。所以在制度运行之初，如果缴费水平定得太低，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就难以建立起来。
　　最近这些年来，养老社保基金出现越来越大的缺口，则与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空间有限等问题有关，这也迫使社会保险费率始终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关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马凯副总理指出，从当期看，基本养老保险收支运行总体是平稳的，基金收入大于支出，尚有结余。2013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收入20800亿元，支出16700亿元，结余4091亿元，到2013年底累计结余26900亿元。
　　但表面上总量的平稳却难以掩盖内在的诸多问题。一是地区不平衡问题，有的省份结余多，有的省份结余少，要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之后才能够维持支付，如果剔除中央财政支持，许多省份的社保养老金系统早已无法维系；二是随着我国快速进入老龄化阶段，最近几年基金收入增长的速度慢于支出增长的速度，如2012年收入增长了18.6%，支出增长了22.9%。
　　马凯表示，无论是用新标准还是用老标准衡量，我国都处于未富先老的尴尬状态。2013年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全部人口的比重为14.9%，远远超过了10%，2020年要达到19.3%，到2050年要达到34.2%。解决养老难题要及早谋划，谋划晚了再行动，付出的代价更大。

　　社保费率过高阻碍经济复苏
　　尽管存在种种现实难题，但是从促进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等长远角度看，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必行之举。短期看，降低社保缴费比例也有利于中国经济复苏。
　　对此，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社保费率偏高，有两个直接后果：首先，对遵纪守法的企业来讲，税费过高会削弱企业竞争力，让更多的企业主不敢开工，而更愿意把钱从实体经济抽离到金融市场中玩投资，从而加速我国产业空心化；其次，对于职工个人而言，职工缴费比例过高，会降低和推迟当期消费，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即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尤其在国民收入总量占比偏低、财政收入又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其对员工工资和企业积累的挤压也在不断加深，逐渐从量变演化为质变，最终损害的将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许多企业已经肩负着相对较高的税负负担，同时还需长期扛着占工资比例较高的“五险一金”支出。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部分企业尤其是使用农民工占比较高的企业甚至漏缴、少缴社保费用，这反而会损害员工的正当利益。
　　专家表示，社保缴费费率过高，加重了参保企业和职工的负担，不利于扩大就业；更限制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挤压了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两难问题怎么破？
　　道理大家都懂，可如何才能破解这个两难问题呢？可以从“开源”和“节流”两个方面去考虑。
　　办法一是通过加大国有股转让、国有企业分红来补贴社保基金。在计划经济时期，根据保险基金是对社会总产品“必要扣除”的理论，这部分“扣除”包含在企业利润中被国家全部拿走了。然而，政府拿走“必要扣除”后，并没有形成一笔独立的保险基金，而是投入建设事业了，这是造成今日养老金历史包袱的根源所在。因此从理论上说，眼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早用国有资产来填补亏空，因为国有资产中本来就包括了当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必要扣除”。
　　办法二是减少“三公”等非必要政府开支，部分补贴社保基金。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以“三公”消费为代表的深受百姓诟病的政府行政开支受到了极大的压缩，如果将这部分节省出来的经费用于补贴社保基金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缺口问题。
　　办法三是向管理要收益，通过全国养老金统筹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由于目前我国养老金管理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各地分散管理导致管理效率低下，不但无法跑赢通胀，其收益甚至还不如长期储蓄。目前我国养老金的监管体制并不健全，个人账户的行政管理权、基金运营权和监督权都集中在社保部门，不利于保证独立性和完整性。前些年部分地区出现的社保基金案无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实现全国统筹和有效监管，才能保证这笔储备积累的基金不被贪污挪用，同时提高养老金的管理效率。另一方面，全国统筹也会大大增加上亿流动人口的参保积极性，目前由于各地社保各自为政，当参保人员转移就业地点时，单位缴纳的养老金部分无法转移，这也酿成了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屡次出现过的退保潮，进一步缩小了养老金的规模。实现全国统筹则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为养老基金提供更多的新鲜血液。
　　办法四是向投资要收益，适当开拓养老金投资范围，提高养老金潜在投资水平。其实国家理财和个人理财一样，实现开源节流填补缺口后，接下去就是要通过投资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可惜的是，我国养老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一直不高。
　　当然，养老基金作为全国人民的保命钱，投资的安全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如何既通过积极而理性的投资运作实现养老金的保值增值，同时又能够让养老基金账户的投资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这其中的平衡之道，是摆在养老基金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养老基金的投资监管是否能够到位非常重要，一旦养老基金管理人在“提高投资收益，尽快弥补养老金缺口”的管理压力和赚钱冲动的作用下，突破了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平衡点，则后果不堪设想。

　　慧择提示：综上可知，降低社保缴费面临两难困境，而且尚未有下调迹象，高社保费率价格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开源”和“节流”可解决社保缴费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