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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应融入于大历史之中
更新时间：2013-11-28 15:16
【摘要】现在的国人好读历史，不过总是集中于某些人物上面。对于制度的变迁，人们就显得有一些漠不关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今天，不仅仅是企业界、学界、商界，乃至于政界，都有一些迷失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最近跑了一些地方，有地方政府官员问，到底现在应该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之所以迷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忘掉了历史。不仅忘掉了历史，我们还经常根据自己的目的去裁剪历史。我最近越来越多地读一些历史，希望从历史中能找到一些方向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成功与失败的改革。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中，几乎是改革不断。
最早的一次着名改革，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是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变法—我在这里说的变法，与改革的概念是互用的。
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变法图强，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后，是新朝王莽的改革，发生在公元9年至23年。在中国儒家所记载的历史中，王莽的形象一塌糊涂，这是一个篡权、心怀叵测的小人，不仅篡夺了刘氏的政权，而且还把天下搞得大乱，最后自己也丧命于战乱之中。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王莽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君王，看到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他想挽救、改变这一危局，于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是这个人志大才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导致后世儒家痛骂他，于是这个人就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一个反派人物。当然，我认为这种用忠奸两派来划分历史人物的做法应该抛弃。历史学研究，包括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都应该是价值中性的，学者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不应该带价值判断。
在王莽的变法改革失败之后，到了公元490年和499年这个期间，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这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由于北魏孝文帝属于“胡人”，在儒家正统里记载比较少，因此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就像在二十四史中，元史也很薄。但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太后所推动的汉化改革、所建立的很多制度，比如均田制，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再往后比较知名的变法或者改革，就是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年代大约是1069年到1085年的十几年间。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是明朝张居正的变法，但是有的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居正的变法不能够称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他只不过是在朝廷的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希望提高明帝国的财政效率，这个观点我本人倾向于赞同。他对于改革研究的意义，是比不上王安石变法的。
在明朝张居正之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清末光绪帝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但在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戊戌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改革中，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都宣告失败。
我想分析看一看，为什么成功的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失败的变法失败了？
这一头一尾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拉开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意义深远，远远超过历史上那些被绘声绘色记载、波澜壮阔的革命。
改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革命，实际上从字面、词意上来讲，也是如此，因为革命（Revolve）在英文里的词根是轮回的意思，而改革（Reform）在英文里是重建、重塑的意思。
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中，我又把它分成两类，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成功的改革我把它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或突破型的改革。正因为这个变法和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所以它成功了。另一类改革就是失败的改革，所有失败改革的目的都不是突破现有体制，而是对现有体制进行修补，来提高现有体制的运行效率，结果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突破型变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来产生和扶持新兴力量，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克服改革的阻力。这是突破型变法的一个指导思想。这种变法要改变的是制度。
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作用一：降低交易成本。作用二：调整激励机制。
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除了土地以外就是人力，人的激励机制不对头，社会的生产效率、政府的行政效率都会大大降低，所以成功的改革，其目的都在于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基于身份的激励机制。
变法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实现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只要这个蛋糕做大了，就有可能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改革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才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改革才可以说是成功了。
如果改革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它最后一定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因为受损的这些人不会接受新制度，改革的命运就取决于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一旦改革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改革失败的命运就无法逃脱。
对比成功型的改革，修补式的变法为什么失败？这是因为，这样的变法通常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希望通过技术性的变化、调整来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是完全依赖官僚体系来推进的变法。
自上而下就是“顶层设计”。王安石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顶层设计”，但是他的确在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设计。但不管他怎么周密，最后还是不灵。所以单靠“顶层设计”是不行的。因为“顶层设计”的结果，都是用政府取代市场。从王莽开始，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王安石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计划经济主义者，试图用政府全面地取代市场，因此这样的“顶层设计”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样的“顶层设计”产生的激励机制是伤害效率的。结果是不能做大蛋糕，而把变法从一个做大蛋糕的博弈，变成了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游戏。
当这个变法变成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受损者一定会反对新法，而在中国古代，受损者主要是官员和豪富阶层，所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当中，必然阻力重重。
另外一方面，由于蛋糕没有做大，民众也没有得到实惠，因此民众怨声载道，皇帝也罢、宰相也罢（变法者），会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在朝廷中的代表，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抱怨。这样的变法注定会失败。推行新法的官员一旦去职，或者说支持新法的皇帝一旦去世，新法就结束了。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新法还执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宋神宗还在，他还是相信和坚定地执行新法，到宋神宗一去世，宋哲宗即位，就全面地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商鞅、王安石、邓小平，他们都是改革家，在人品上、能力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也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王安石是修补式改革，商鞅、邓小平则是突破式改革；王安石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邓小平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依靠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依靠的则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
我想补充的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者说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过来在秦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变成法律。他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而是有一块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邓小平的成功，就是这样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渐进式来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靠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商鞅、王安石、邓小平，他们都是改革家，在人品和能力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也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王安石是修补式改革，商鞅、邓小平则是突破式改革；王安石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邓小平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依靠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依靠的则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
我想补充的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到秦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法律。他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而是有一块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邓小平的成功，就是这样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渐进式地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靠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慧择提示：历史不仅仅是镜鉴，更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的层面来关照今日之改革，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今天，不仅仅是企业界、学界、商界，乃至于政界，都有一些迷失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最近跑了一些地方，有地方政府官员问，到底现在应该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
之所以迷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忘掉了历史。不仅忘掉了历史，我们还经常根据自己的目的去裁剪历史。我最近越来越多地读一些历史，希望从历史中能找到一些方向感。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成功与失败的改革。
中国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中，几乎是改革不断。
最早的一次着名改革，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发生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是两次比较大规模的变法—我在这里说的变法，与改革的概念是互用的。
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变法图强，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命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
在商鞅变法之后，是新朝王莽的改革，发生在公元9年至23年。在中国儒家所记载的历史中，王莽的形象一塌糊涂，这是一个篡权、心怀叵测的小人，不仅篡夺了刘氏的政权，而且还把天下搞得大乱，最后自己也丧命于战乱之中。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王莽实际上是一位非常希望能够有所作为的君王，看到西汉末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他想挽救、改变这一危局，于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改制措施，但是这个人志大才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导致后世儒家痛骂他，于是这个人就在中国历史上变成了一个反派人物。当然，我认为这种用忠奸两派来划分历史人物的做法应该抛弃。历史学研究，包括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都应该是价值中性的，学者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但不应该带价值判断。
在王莽的变法改革失败之后，到了公元490年和499年这个期间，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这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由于北魏孝文帝属于“胡人”，在儒家正统里记载比较少，因此对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很有限。就像在二十四史中，元史也很薄。但北魏孝文帝和祖母冯太后所推动的汉化改革、所建立的很多制度，比如均田制，被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再往后比较知名的变法或者改革，就是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年代大约是1069年到1085年的十几年间。在北宋王安石变法之后，是明朝张居正的变法，但是有的史学家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张居正的变法不能够称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变法，他只不过是在朝廷的政策上—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调整，希望提高明帝国的财政效率，这个观点我本人倾向于赞同。他对于改革研究的意义，是比不上王安石变法的。
在明朝张居正之后，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清末光绪帝所推动的戊戌变法。但在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软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戊戌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在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改革中，只有商鞅变法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这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都宣告失败。
我想分析看一看，为什么成功的改革成功了？为什么失败的变法失败了？
这一头一尾成功的改革，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上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而邓小平的改革，则拉开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序幕。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意义深远，远远超过历史上那些被绘声绘色记载、波澜壮阔的革命。
改革的重要性远远超过革命，实际上从字面、词意上来讲，也是如此，因为革命（Revolve）在英文里的词根是轮回的意思，而改革（Reform）在英文里是重建、重塑的意思。
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改革中，我又把它分成两类，成功的改革和失败的改革。成功的改革我把它叫做突破型的变法或突破型的改革。正因为这个变法和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所以它成功了。另一类改革就是失败的改革，所有失败改革的目的都不是突破现有体制，而是对现有体制进行修补，来提高现有体制的运行效率，结果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突破型变法为什么成功？因为它采取了增量改革的办法，突破现有体制来产生和扶持新兴力量，依靠新生力量抗衡守旧派，克服改革的阻力。这是突破型变法的一个指导思想。这种变法要改变的是制度。
制度的作用是什么？作用一：降低交易成本。作用二：调整激励机制。
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除了土地以外就是人力，人的激励机制不对头，社会的生产效率、政府的行政效率都会大大降低，所以成功的改革，其目的都在于建立基于绩效的激励机制，而不是基于身份的激励机制。
变法通过改变激励机制，增加了社会总产出，实现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先把蛋糕做大，只要这个蛋糕做大了，就有可能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改革就会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才能够长期地坚持下去，改革才可以说是成功了。
如果改革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它最后一定会转化为政治斗争，因为受损的这些人不会接受新制度，改革的命运就取决于政治斗争最后的结果，一旦改革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斗争，改革失败的命运就无法逃脱。
对比成功型的改革，修补式的变法为什么失败？这是因为，这样的变法通常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希望通过技术性的变化、调整来提高现有体制的效率，是完全依赖官僚体系来推进的变法。
自上而下就是“顶层设计”。王安石那个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顶层设计”，但是他的确在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非常周密的设计。但不管他怎么周密，最后还是不灵。所以单靠“顶层设计”是不行的。因为“顶层设计”的结果，都是用政府取代市场。从王莽开始，就是用政府取代市场，王安石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的计划经济主义者，试图用政府全面地取代市场，因此这样的“顶层设计”不具备可操作性，这样的“顶层设计”产生的激励机制是伤害效率的。结果是不能做大蛋糕，而把变法从一个做大蛋糕的博弈，变成了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游戏。
当这个变法变成单纯的利益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受损者一定会反对新法，而在中国古代，受损者主要是官员和豪富阶层，所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当中，必然阻力重重。
另外一方面，由于蛋糕没有做大，民众也没有得到实惠，因此民众怨声载道，皇帝也罢、宰相也罢（变法者），会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一方面是既得利益在朝廷中的代表，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的抱怨。这样的变法注定会失败。推行新法的官员一旦去职，或者说支持新法的皇帝一旦去世，新法就结束了。王安石罢相之后，他的新法还执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宋神宗还在，他还是相信和坚定地执行新法，到宋神宗一去世，宋哲宗即位，就全面地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商鞅、王安石、邓小平，他们都是改革家，在人品上、能力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也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王安石是修补式改革，商鞅、邓小平则是突破式改革；王安石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邓小平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依靠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依靠的则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
我想补充的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者说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过来在秦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变成法律。他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而是有一块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邓小平的成功，就是这样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地渐进式来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靠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我们做一下小结，王安石和商鞅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王安石和邓小平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商鞅、王安石、邓小平，他们都是改革家，在人品和能力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也都有足够的权威来推动改革。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王安石是修补式改革，商鞅、邓小平则是突破式改革；王安石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邓小平依靠新生力量—商鞅依靠的是贫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的是农民和城镇企业家以及城镇职工；在改革的推行上，王安石是依靠顶层的整体设计，商鞅和邓小平依靠的则是顶层放开加基层创新。
我想补充的是，商鞅变法的很多办法，并不是商鞅自己设计出来的，而是在秦国或在其他国家已经行之有效的制度，只不过由商鞅拿到秦国做全面推广。像郡县制，不是商鞅的发明，废井田、开阡陌也不是商鞅的发明，军功爵位制同样不是商鞅的发明，但是商鞅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拿到秦国推广。
这是商鞅做的事，这同样也是邓小平做的事。中国的农业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是小岗村的农民干出来的，中国的城镇经济改革也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傻子瓜子那样的民营企业家干出来的。邓小平的功绩就在于，把基层的创新变成政策、法律。他不是整体设计一个完美宏图，而是有一块能干的就先干了。
前不久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说，“中国的成功就是边缘革命。”邓小平的成功，就是这样从边缘开始一点一点渐进式地推动制度变革，而不是靠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一个完美的改革方案。
慧择提示：历史不仅仅是镜鉴，更是今日行动之出发点。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的层面来关照今日之改革，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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