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二代二期工程 将实施更严格资本标准

　　在“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C-ROSS，下称”偿二代“）正式实施一年多后，经过广泛征求和吸收各方面意见的《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方案》终于出炉。

　　对于其中的新变化、新导向，保监会财务会计部（偿付能力监管部）主任赵宇龙博士表示，偿二代二期工程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展开，在继续坚持风险导向不变的基础上，注重问题导向，治乱象、降杠杆、强执行，从严从实加强资本约束，提高保险业风险抵御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赵宇龙介绍，偿二代二期工程主要从资本端、资产端、负债端、服务实体经济和有效实施的基础环境五个方面着手，重点解决资本不实、数据不实、底层资产不清、风险保障功能发挥不足、服务实体经济不够等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对于查实的问题，将会采取顶格处罚，提高违规成本。

　　据悉，偿二代二期工程按照“边建设、边实施”的工作思路，不以整体切换的形式，而是逐步推进、完善，成熟一个，发布一个，实施一个，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全面完成建设实施。“这既考虑到偿二代二期工程工作量庞大且复杂，难以一次性完成的实际，又兼顾了行业和市场对改革的承受能力，并且可以及时解决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行业发生深刻变化

　　伴随着偿二代正式实施，我国保险监管和保险市场正悄然发生深刻的变化。

　　具体而言，赵宇龙认为，一是促进保险机构增强风险管理意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将风险因素和价值导向注入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各个环节。

　　这从保险公司最新发布的偿付能力报告中即可窥见。例如，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宣布，启动风险偏好体系建设工作、明确风险偏好及容忍度；推动专项风险分类管理；初步规划了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健康内控机制，严格依法合规经营等。

　　保监会数据显示，2017年2季度末，保险业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35%，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20%，显着高于100%和50%的偿付能力达标线；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环比上升的保险公司达到66家，较1季度末增加27家，上升数量2016年以来最多。其中，寿险业得益于回归“保险业姓保”，内涵价值提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2016年以来首次上升。

　　二是逐步推动保险监管现代化建设，为监管提供了新的理念和工具，以风险为基础的监管体系逐渐成为共同的工作语言。“从保监会层面看。借助偿二代概念框架和工具体系，会内各个业务监管部门能够更敏感、更有效地预警、分析和处置风险，也更容易就风险的性质、成因和治理措施形成共识。今年以来，处于特殊时期的保险业，在防风险、治乱象、处置问题公司风险的攻坚战中，偿二代的概念框架和工具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保监局层面看。保险监管的核心是偿付能力监管，偿二代通过风险管理能力（SARMRA）评估、风险综合评级（IRR），统筹和调动起各保监局的监管资源，为实现上下贯通的偿付能力监管探索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总部监管人员匮乏的难题；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各地保监局监管干部的专业能力和视野，为集中力量抓好法人机构的监管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中坚力量。”

　　三是增强了我国保险监管和保险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为国际监管规则制定和全球保险业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偿二代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影响逐渐扩大。偿二代为我国金融保险业参与、推动国际监管改革和国际金融治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抓手。”

　　据悉，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根据中国偿二代的成果，在正在研究的全球保险资本标准（ICS）中为中国单独增加了分组和相应的风险因子，这是国际保险监管规则首次明确体现中国标准。

　　赵宇龙强调，“越是根本性、基础性的制度，往往对市场和行业的影响越是缓慢而持久。偿二代正式实施以来，对各方面的影响，应该只能说是成效初显。随着其更加全面、深入地落地和实施，它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和力量，才会被大家逐渐发现。”

　　应对新风险、挑战

　　虽然初战告捷，但随着我国金融保险市场的环境和风险状况急剧变化，保险监管面临新的风险和巨大的挑战。偿二代必须与时俱进。

　　对此，赵宇龙并不避讳。赵宇龙坦言，首先，偿二代是新生事物，一期工程主要是搭建主体框架，制定主体性的规则。“一些规则还不精准、存在短板，甚至存在一些空白，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偿二代的发展，需要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规律。”

　　“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中国保险市场变化快，一些制度可能大的框架和原则不会改变，但其中具体规则比如参数系数等，需要及时调整。这意味着，偿二代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必须及时跟进，进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其次，新的监管体系的落实还不充分，落实的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有效。“在行业层面，有些保险公司只是追求达到监管要求，没有充分意识到对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完全内化到自身的决策中。偿二代真正入心、入脑、内化到公司的考核和决策体系中去，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需要保障体系进行巩固、引导。”

　　对监管自身而言，赵宇龙说，“偿二代对监管者的挑战，丝毫不亚于对行业的挑战。”他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条大河在面前，老的监管体系用撑船的办法过去，现在新的监管体系在河上架了一座桥，快捷多了，也安全多了。但在大桥初成时，人们并不完全了解，或者了解了也不一定愿意接受，有的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小船，不愿意走桥。所以需要保障机制鼓励大家多走桥，少坐船。当然，这一转型不会一蹴而就。”

　　最后，偿付能力监管相关基础还需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资本监管必须建立在两个前提条件之上：一是资本真实，二是数据真实。如果资本不实，资本监管就成了马奇诺防线；数据不实，整个监管体系也成了摆设。

　　关于资本不实，赵宇龙提出，“金融监管分为准入监管和持续监管。人们在查找不足、反思错误时，往往关注后者而忽视前者。实际上，有效的市场准入监管是有效的持续监管的基础和前提。任何行业都有适合自身行业性质的资本。保险业需要的是长期、追求稳定适中的回报的资本，应该是社会资本中的慢钱、冷钱和长钱。但遗憾的是，过去一段时间，监管机构对社会资本采取了多多益善、来者不拒的态度，一些与保险行业性质完全不合的资本进入保险业，甚至让一些兴风作浪危害国家金融安全的金融大鳄藏身保险业，形成重大风险，教训十分深刻。现在那些问题保险机构出现的资本不实问题，是表象，其根源是资本不适，就是说这类资本本身就不适合、不应该进入保险业。我们的准入规则和监管审核，不应该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养虎为患。”

　　解决数据不实问题，关键还在于要强化对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监管。“偿二代要想真正落地，需要建设相关基础条件。最重要的是，市场准入监管如何筛选识别适合的资本进入保险业，把好入口；入口之后，要从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和内部审计等层面建立质量控制体系，保证数据真实性。”赵宇龙强调。

　　进一步强化资本约束

　　面对新风险和新挑战，偿二代二期工程能否更加及时、恰当地反映保险业偿付能力状况和风险变化情况，进而提高保险业风险管理水平和风险抵御能力，备受关注和期待。

　　对此，赵宇龙表示，保监会将从资本端、负债端、资产端、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基础环境一共五个方面下功夫。

　　在资本端，重点解决降杠杆的问题，这意味着将会提升偿付能力的要求。“偿二代一期工程偏重释放资本冗余，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二期工程将按照中央去杠杆的要求，从严从实加强资本约束。行业对此应有一个心理准备。”

　　“现在可以作为资本的项目，二期工程之后就可能不再认可了，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资本标准，对合格资本、核心资本的认定进一步收紧，挤出资本的水分。”

　　以资本重复使用为例。例如保险集团用财险公司的资本为寿险公司注资，或者寿险公司设立健康险公司，都是资本的重复使用，现在采用权益法核算，在效果上只是对重复使用的资本做了部分扣除。将来，将实施更为严格的资本扣减制度，比如全额扣除。

　　再比如准备金中的剩余边际，其本质是有效保单的未来利润，现在是全额作为核心资本的。对这部分具有预测性和较大不确定性的未来利润，是否还能继续作为保险公司的核心资本来使用，二期工程将重新进行评估，挤出资本中的水分，切实降低行业杠杆率。

　　在资产端，侧重穿透监管，重点解决规避监管、隐藏风险盲目追求高收益的问题。要将所有资产打回原形，防止不当创新，遏制和打击那些为了提升杠杆、自我循环、规避监管和粉饰报表的所谓创新行为。

　　“在偿二代一期工程中，穿透识别属于特殊原则，只用于少数情况；而二期工程将对所有资产进行穿透，这将成为对资产风险计量的普遍原则。如果资产无法穿透，将会适用惩罚性的资本要求。”

　　二期工程的建设方案中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实施穿透性评估；研究完善市场风险、信用风险中穿透法的原则和标准，强化对风险的穿透式识别和监管。

　　在负债端，主要任务是推动保险业回归本源，进一步强化发展长期、期缴、具有适中收益率水平的保障性业务，降低资金成本，推动保险公司向以价值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转变。

　　除上述三点外，赵宇龙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同时涉及资产、负债两端。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平衡好监管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和政策性的关系。

　　“监管规则的科学性要求客观反映特定业务或资产的风险大小，而政策性则要求鼓励或约束某种业务或资产。一些业务或资产的风险虽然不小，但出于国家战略考虑，需要加以鼓励和引导。为此，偿二代二期工程将引入调控性政策因子，更好地体现监管导向和政策导向，提升保险业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

　　事实上，在偿二代一期工程的风险因子中已经引入特征性因子K值。一般风险因子采用行业平均水平，体现客观风险水平，K值是特征性因子，可以进一步细分，体现自身特色。“二期工程准备引入调控性因子K值。如在农险上，可能客观数据显示，某个时期的客观风险因子较高，但为了达到政策鼓励的效果，可以引入的调控性因子K值，达到降低风险因子的效果；一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的投资项目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