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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探索出“四大统保”的一揽子“大农险”新模式
更新时间：2017-08-28 12:30
【摘要】各个城市都在农保道路上进行了探索，天津探索出的“四大统保”的一揽子“大农险”模式，全国首创，天津模式对于“大城市小农村”或财政实力相对较强的区域具有积极的推广价值。
“上了农险，心里有根了，有多少钱都敢往里投入啦！”冯桂婷高门大嗓地说。冯桂婷是宁河玉祥牧业有限公司的带头人之一。自从2007年本市开展政策性农险试点以来，她年年给自己的猪、牛上保险。眼下，玉祥牧业的1200头能繁母猪、3000头育肥猪、95头奶牛个个都有“保险罩”。
“再也不用害怕2006年那样的灾难了！”冯桂婷感叹。那年12月，一种烈性传染病——蓝耳病在牲畜中流行，眼睁睁看着400多头能繁母猪几天之内全断了气，她却束手无策，只剩下抹眼泪的份儿。“我们当时都想散伙不干了！”转年乡里一说种、养两业都可以上保险了，他们毫不迟疑地把所养猪牛一头不落地全给上了险。冯桂婷掰着手指头说，1头能繁母猪保费60元，我们农户只掏12元，其余80%国家帮出，“这是实打实的惠民啊。1头能繁母猪的保额是1000元，相当于它整个养殖成本的三分之一。倘若再遇不测，有了这笔赔付，最基本的养殖成本能回来，也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本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小农村”。一直以来，“保险公司赔不起，农民保不起”的两难境地始终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仅以本市为例，据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统计，该公司从1984年开办农险业务到1995年，赔付率平均高达135.7%，几乎连年亏损，“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他们分析，靠天吃饭的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金融意识相对淡薄，不少农民心存侥幸，平时不愿参保，遭灾只等政府救济。由于没有保险兜底儿，农民因灾返贫、因灾致贫的事儿屡见不鲜。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基地。破解农险难题，为全国农村尤其是具有“大城市小农村”特征的广大农村保险趟出一条新路，成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发力点之一。
2007年春，本市开始探讨将涉及“三农”的带有“普遍性、基础性、政策性”的保险进行合理组合的可行性。经过市农委、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和天津保监局深入调研，决定依托国有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三农”保险工作，并最终形成了“四大统保”工程——即把农村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和农民家庭财产、农民房屋保险共四类保险全部纳入政策性农险范围，以实现“三农”风险全覆盖，这就是被金融界津津乐道的政策性农险的天津模式。“政府补得起、农民拿得起、公司担得起、惠及天津最广大的农民”，是这一模式的出发点。
2007年8月，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正式启动
在政策性农险的天津模式中，保费按照“市、区县财政补助，农民适当承担”的原则分配比例。其中，种养两业的保费，市、区县财政共同承担80%，农民自掏20%；农房、农财保险，则为市财政承担30%，农民自掏70%。各涉农区县可结合自身情况适当做些调整。
在宁河、宝坻、静海等区县采访时，笔者了解到，不仅牧业大户冯桂婷，绝大多数农民对“国家补助、农户投保”的保费分配比例表示接受乃至心怀感激。相对棘手的保费问题算是迎刃而解了。
具体如何落实到七里八乡千家万户，行动力怎么保证，显然是一件更琐碎也颇考验智慧的事情。本市政策性农险在推广过程中，摸索出了“中心辐射、村级延伸”的组织架构，搭建了承保、理赔面对面的三级保险服务网络：在12个涉农区县设12个直销中心和12个理赔分部，在中心乡镇建100个保险营销服务部，在一般乡镇和行政村建137个三农保险服务站（点）。工作人员由专业的保险公司员工与各乡镇村协保员构成。协保员是整个服务网络中最为活跃与敏感的神经末梢，因其生活在农民之中，本身就是农民，他们的出现，使得一向纠缠农险的老大难问题——勘察、定损、赔付信息收集难——不复存在。
在宝坻区新安镇，当农办主任赵占峰说，通过他的组织宣传，全镇46个村7700多农户全部上了种植业农险，3000多农户上了房屋、财产险时，笔者不禁好奇——不善言谈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赵占峰说，他和他的亲戚朋友是第一拨上保险的，“1亩地我们农民只交3块6，一旦出险可得300元赔付；农房险交15块钱能保3万元，家财险交5元可保1万元，这么合适为啥不上呢！”在吃透了政策性农险的条文之后，他就给下面46个村的会计们讲，会计们再跟各自村的乡亲们念叨，相关信息在村委会公告栏、宣传栏上公示，让大家“保得清楚，赔得明白”，普及工作就这样慢慢地展开了。
在津美蔬菜种植合作社一座温暖的大棚里，静海县大邱庄的张延林说，农业大灾之年赢得大丰收，这搁以前都不敢想象！办过企业的他深知保险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他们村300座大棚年年上保险，去年夏天赶上3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100座大棚先后倒塌。“如果没上保险，我们准得抱头大哭了。好在有保险兜着，600万元的赔付金很快到账。那是啥感觉！”
在宁河，玉祥牧业的冯桂婷憨笑着说，自打系上了“保险绳”，这几年牧场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了。而且，据她了解，病死猪牛流入市场的情况也因此大大减少，“如果不上保险，猪牛死了也就死了，一个子儿也回不来了——农民辛辛苦苦饲养的，谁能不心疼，于是就免不了有人偷偷地把病死猪牛弄到市场上去卖，寻思着多少能收回一点儿血汗钱吧。而如果上了保险，1头育肥猪一旦死了可获700元赔付，1头牛如果死了可获5000元赔付。有了这笔赔付，谁还去做那些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呢！”
截至2012年底，天津市政策性农险累计为96万农户提供了种植养殖风险保障，承保农作物面积601万亩、能繁母猪56.18万头、奶牛13.1万头；为14.1万农户提供了农房、农财风险保障；为137万农民提供了人身意外险保障。累计收取保费2.58亿元，为本市农村提供了306.7亿元的风险保障，赔款超过1.59亿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指出，天津对政策性农险的探索，与中央精神完全一致。“四大统保”的一揽子“大农险”模式，全国首创。由政府独立承担转变为市场为主运作；由灾后被动救济转变为事前主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由政府灾后独家买单转变为政府、农民、保险企业风险共担，天津的探索对于“大城市小农村”或财政实力相对较强的区域具有积极的推广价值，也为全国农村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路。
2012年10月，天津市政府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政策性农业农村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份被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上上下下挂在嘴边的“120号文件”，第一次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敲定了本市政策性农险“四大统保”全覆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是本市政策性农险5年探索和实践的结晶！”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敬和他的同事一提起“120号文件”，就难抑激动之情。他说，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政策性农险，5年来，对于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的探索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有了这份文件，政策性农险的普及就上了快车道！”
慧择提示：天津市政策性农险经历5年探索，已经显现出优越性，不仅在风险保障上，实现政府、农民、保险企业风险共担，还将灾后被动救济转变为事前主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这一系列转变，都充分的保障了参保者的权益。
“上了农险，心里有根了，有多少钱都敢往里投入啦！”冯桂婷高门大嗓地说。冯桂婷是宁河玉祥牧业有限公司的带头人之一。自从2007年本市开展政策性农险试点以来，她年年给自己的猪、牛上保险。眼下，玉祥牧业的1200头能繁母猪、3000头育肥猪、95头奶牛个个都有“保险罩”。
“再也不用害怕2006年那样的灾难了！”冯桂婷感叹。那年12月，一种烈性传染病——蓝耳病在牲畜中流行，眼睁睁看着400多头能繁母猪几天之内全断了气，她却束手无策，只剩下抹眼泪的份儿。“我们当时都想散伙不干了！”转年乡里一说种、养两业都可以上保险了，他们毫不迟疑地把所养猪牛一头不落地全给上了险。冯桂婷掰着手指头说，1头能繁母猪保费60元，我们农户只掏12元，其余80%国家帮出，“这是实打实的惠民啊。1头能繁母猪的保额是1000元，相当于它整个养殖成本的三分之一。倘若再遇不测，有了这笔赔付，最基本的养殖成本能回来，也就有了喘息的机会。”
本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小农村”。一直以来，“保险公司赔不起，农民保不起”的两难境地始终制约着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仅以本市为例，据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统计，该公司从1984年开办农险业务到1995年，赔付率平均高达135.7%，几乎连年亏损，“大干大赔、小干小赔、不干不赔”。他们分析，靠天吃饭的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金融意识相对淡薄，不少农民心存侥幸，平时不愿参保，遭灾只等政府救济。由于没有保险兜底儿，农民因灾返贫、因灾致贫的事儿屡见不鲜。
2006年，天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基地。破解农险难题，为全国农村尤其是具有“大城市小农村”特征的广大农村保险趟出一条新路，成为天津金融改革创新的发力点之一。
2007年春，本市开始探讨将涉及“三农”的带有“普遍性、基础性、政策性”的保险进行合理组合的可行性。经过市农委、市金融办、市财政局和天津保监局深入调研，决定依托国有大型商业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三农”保险工作，并最终形成了“四大统保”工程——即把农村种植业、养殖业保险和农民家庭财产、农民房屋保险共四类保险全部纳入政策性农险范围，以实现“三农”风险全覆盖，这就是被金融界津津乐道的政策性农险的天津模式。“政府补得起、农民拿得起、公司担得起、惠及天津最广大的农民”，是这一模式的出发点。
2007年8月，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正式启动
在政策性农险的天津模式中，保费按照“市、区县财政补助，农民适当承担”的原则分配比例。其中，种养两业的保费，市、区县财政共同承担80%，农民自掏20%；农房、农财保险，则为市财政承担30%，农民自掏70%。各涉农区县可结合自身情况适当做些调整。
在宁河、宝坻、静海等区县采访时，笔者了解到，不仅牧业大户冯桂婷，绝大多数农民对“国家补助、农户投保”的保费分配比例表示接受乃至心怀感激。相对棘手的保费问题算是迎刃而解了。
具体如何落实到七里八乡千家万户，行动力怎么保证，显然是一件更琐碎也颇考验智慧的事情。本市政策性农险在推广过程中，摸索出了“中心辐射、村级延伸”的组织架构，搭建了承保、理赔面对面的三级保险服务网络：在12个涉农区县设12个直销中心和12个理赔分部，在中心乡镇建100个保险营销服务部，在一般乡镇和行政村建137个三农保险服务站（点）。工作人员由专业的保险公司员工与各乡镇村协保员构成。协保员是整个服务网络中最为活跃与敏感的神经末梢，因其生活在农民之中，本身就是农民，他们的出现，使得一向纠缠农险的老大难问题——勘察、定损、赔付信息收集难——不复存在。
在宝坻区新安镇，当农办主任赵占峰说，通过他的组织宣传，全镇46个村7700多农户全部上了种植业农险，3000多农户上了房屋、财产险时，笔者不禁好奇——不善言谈的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赵占峰说，他和他的亲戚朋友是第一拨上保险的，“1亩地我们农民只交3块6，一旦出险可得300元赔付；农房险交15块钱能保3万元，家财险交5元可保1万元，这么合适为啥不上呢！”在吃透了政策性农险的条文之后，他就给下面46个村的会计们讲，会计们再跟各自村的乡亲们念叨，相关信息在村委会公告栏、宣传栏上公示，让大家“保得清楚，赔得明白”，普及工作就这样慢慢地展开了。
在津美蔬菜种植合作社一座温暖的大棚里，静海县大邱庄的张延林说，农业大灾之年赢得大丰收，这搁以前都不敢想象！办过企业的他深知保险的重要性，在他的倡导下，他们村300座大棚年年上保险，去年夏天赶上30年一遇的洪涝灾害，100座大棚先后倒塌。“如果没上保险，我们准得抱头大哭了。好在有保险兜着，600万元的赔付金很快到账。那是啥感觉！”
在宁河，玉祥牧业的冯桂婷憨笑着说，自打系上了“保险绳”，这几年牧场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了。而且，据她了解，病死猪牛流入市场的情况也因此大大减少，“如果不上保险，猪牛死了也就死了，一个子儿也回不来了——农民辛辛苦苦饲养的，谁能不心疼，于是就免不了有人偷偷地把病死猪牛弄到市场上去卖，寻思着多少能收回一点儿血汗钱吧。而如果上了保险，1头育肥猪一旦死了可获700元赔付，1头牛如果死了可获5000元赔付。有了这笔赔付，谁还去做那些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呢！”
截至2012年底，天津市政策性农险累计为96万农户提供了种植养殖风险保障，承保农作物面积601万亩、能繁母猪56.18万头、奶牛13.1万头；为14.1万农户提供了农房、农财风险保障；为137万农民提供了人身意外险保障。累计收取保费2.58亿元，为本市农村提供了306.7亿元的风险保障，赔款超过1.59亿元。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指出，天津对政策性农险的探索，与中央精神完全一致。“四大统保”的一揽子“大农险”模式，全国首创。由政府独立承担转变为市场为主运作；由灾后被动救济转变为事前主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由政府灾后独家买单转变为政府、农民、保险企业风险共担，天津的探索对于“大城市小农村”或财政实力相对较强的区域具有积极的推广价值，也为全国农村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思路。
2012年10月，天津市政府推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政策性农业农村保险工作的意见》。这份被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上上下下挂在嘴边的“120号文件”，第一次正式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敲定了本市政策性农险“四大统保”全覆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是本市政策性农险5年探索和实践的结晶！”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敬和他的同事一提起“120号文件”，就难抑激动之情。他说，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政策性农险，5年来，对于人保财险天津分公司的探索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有了这份文件，政策性农险的普及就上了快车道！”
慧择提示：天津市政策性农险经历5年探索，已经显现出优越性，不仅在风险保障上，实现政府、农民、保险企业风险共担，还将灾后被动救济转变为事前主动建立风险保障体系，这一系列转变，都充分的保障了参保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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