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尼亚留学的难忘岁月(原创）

 1980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学校基础部任教，有幸成为学校建立后第一批从大学分配来校任教的教师之一。经过两年助教、基础部党支部委员、8011班班主任和农学系团总支书记等岗位的磨练，1982年9月，我参加农业部组织的英语考试并进入农业部华南农业大学英语培训班学习。1983年9月，经学校同意，我被农业部（当时称农牧渔业部）派往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ASE）做访问学者，专修多元统计分析，1985年4月按期回国。我很偶然但很幸运地成为学校公派出国留学的第一位教师。

留学生活充满激情与挑战

当时国家刚刚纠正“文革”的错误，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迈开了对外开放步伐。作为“文革”后最早出国留学人员，自己感到荣幸和自豪，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尽管罗马尼亚当时的科技和教育水平绝不是世界一流，也能充分感受到我们与他们的差距：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和国民综合素质远远高于国内，大学数学教育的内容也比国内大学深得多，人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水平也比当时国内高许多：几乎所有教师都有私人汽车，以至于学校没有公用汽车，接待我们参观都用私车，而同期我在学校当助教的所有收入还不到人民币100元！

出国前，我对罗马尼亚的了解几乎为零。一个罗语字母都不会，也找不到罗汉字典，仗着能说一点儿英语，就走出国门。最初学习罗语的五个月，是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学习阶段。每天上午一位教师讲语法和单词，中午简短休息后另一位教师与我们进行口语练习，晚上要完成大量作业，几乎每周都有测验或考试。那些天，自己拼命学、拼命记，不错过任何练习口语的机会，认真地应对考试，有时为查一个罗语单词，要从罗英字典查到英文，再从英汉字典查到中文，其中酸甜苦辣别人无法体会，反而一块学习罗语的三位同学（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叙利亚）课下说起英语来更加自如。通过罗语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自己的不懈努力，我按时通过语言考试，顺利进入专业学习。现在回想起来，仅仅五个月从不认识字母到可以自己办理学习、生活个人事务并开始专业学习，所克服的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当时已经在罗进修的人民大学周叔俊教授、吉林延边农学院副院长蒋基建教授（回国后任校长）、中国农业大学园艺系张福蔓教授和大使馆的孟参赞等人对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给予很大的帮助。同期去的有安徽农大李继荣老师、八一农垦大学的王枚老师（后调入我校），新疆农业大学的赵林森老师、甘肃农业大学的栾文举老师和中国农科院蔬菜所的汪浩老师，我们互相帮助，最后都顺利地完成进修任务，回国后都成为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我们也因此成为好友。

出国前，我曾专门拜访北大数学系概率统计专家陈家鼎教授，请教进修方向和科研课题。在罗方教育部官员的安排下，我最终选定多元统计分析作为自己的进修方向，进入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ASE）学习，导师是Jon.Seciu教授、博士。进修主要采用个人辅导方式，导师指定阅读大量参考书和文献，定期安排辅导。好在他曾在英国留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开始主要用英语指导我的学习。在罗期间，我在导师指导下在图书馆阅读了大量关于多元统计方面的文献资料，自己也购买了许多罗文和英文专业书籍，导师还介绍我到罗马尼亚数理统计中心进修两个月，有幸结识了好几位罗马尼亚当时最著名的数理统计科学家，学会了一些科学研究方法，最后和J.Seciu教授共同完成一篇研究论文。

为了解罗马尼亚农业教育现状，我们几位同学还在使馆帮助下组织起来到布加勒斯特以外三座城市的农业大学访问，了解该国的农业教育状况，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沿途也尽情欣赏了罗马尼亚美丽景色。1984年暑假，我们六位进修生经使馆批准，每人怀揣250美元（大使馆每月发的交际费），乘火车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奥地利维也纳、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和希腊雅典四个城市游览，历经艰难但也饱览欧洲大陆绮丽风光：领略多瑙河风情、参观布达佩斯艺术博物馆、乘地铁穿越多瑙河底、瞻仰铁托将军墓地、聆听施特劳斯圆舞曲、享受黑海阳光，特别在雅典巴特农神庙、维也纳金色大厅和美金宫前流连忘返。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景色却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有此一游，此生足矣！

留学生活对自己的影响是深远的

如果说北大数学系的几年在大师级老师教导下，通过自己努力为以后教书生涯打下了一定的业务基础，那么改革开放早期到国外进修，又一次使我开阔了眼界，亲眼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为以后的教学管理留下深刻印记。自己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人员，远涉重洋到异国他乡学习，真正感受到肩负国家重托的滋味，真正体会到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当时罗马尼亚中国留学人员还不到三十人，西欧和北美的留学生就更少。通过与当地同行接触，我们宣传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结交了许多朋友，学到了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知识，扩展了自己的视野。例如罗马尼亚农业院校的实习农场和实践教学体系、大学幽静舒适的校园和图书馆阅览室、广泛使用的口试考试方法、严格的学位授予及教授提升程序、规范的教学科研管理办法、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导师的严厉与友善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那里我特别学到了守时和守信，使我开始认识到科学的严肃和作为教师的尊严。有一次因堵车迟到两分钟，导师秘书就拒绝我与导师会面，从此我每次都提前到达，在以后的教学中也从未迟到。当然，艰苦清贫的留学生活有时也使我感到迷茫和无助，特别是最初半年，语言不通、学习任务繁重、身体不适时，开始体验爱国思乡之情。记得1984年美国洛山玑奥运会我国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取得铜牌，许多罗马尼亚同行当面由衷地向我表示祝贺，我也衷心地为祖国强大而自豪。也正是在那一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唱响大江南北，我们很快得到歌谱，学会了这首歌。在各种聚会上，中国留学生们流着泪水一遍又一遍唱这首歌，所有这些感受是在国内是无法理解的，至今想起来仍激动万分。那时我经常给系领导和教研室老师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经常到大使馆看报纸和中国电影，关心国内的变化，也更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壮大。回国后，学校党委书记让我给全校学生报告自己的留学生活，我有感而发，居然讲了近两个小时。回想起来，这确是我在农学院第一次作报告，所讲内容的确都是自己的心里话，好象海外学子回家后就要向家人倾诉自己的感受，如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

光阴似箭，转眼我离开罗马尼亚已经21年，留学的日子仿佛还在眼前。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出国留学特别是基础课教师出国只能是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时值建校五十周年，看到教师、学生出国学习甚至出国旅游如此方便，回想自己的留学生涯，经常感慨万分，再一次感谢国家和学校对自己的培养和教育，再一次审定自己今后的道路：理应为党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尽心尽力，勇往直前而在所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