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政策
外汇政策
中國應該實行內需主導經濟發展戰略
如果出現美國經濟衰退、國際貨幣體系動盪的局面，中國可能是受衝擊最大的國家。因此，中國必須堅決而迅速地進行結構調整，減少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依賴，特別是對美國經濟金融的依賴。但從更長遠來看，中國應該堅決而果斷地做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確立內需主導發展戰略。通過這一戰略的實施，改變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過分依賴，增強經濟自主發展能力；改變經濟增長對於投資增長的過分依賴，謀求經濟均衡發展。
1.擴大國內需求，適當壓縮供給，謀求內部均衡
儲蓄率過高是導致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居民被迫加大預防性儲蓄，以備未來的風險和花費。應該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使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把更多的收入用於當期消費。
壓縮供給的關鍵是降低投資率，投資率過高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地方政府充當投資主體，地方官員投資欲望強烈；二是能源、資源、土地和資本價格扭曲，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因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理順價格體系，可以給投資熱降溫。
2.主動減少貿易順差，逐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資旺盛導致產能增加，匯率低估造成過多的資源進入出口部門，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過剩的供給只能向國外輸出。因此，減少貿易順差的手段應該是壓縮投資和人民幣升值。
資本帳戶順差主要是由過分重視引進外資造成的。應該調整相關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品質，放寬對於國內資本外流的限制。
3.合理政策組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
擴張的財政政策能夠給予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資金支援，還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達到儲蓄下降、消費提高的效果。
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導致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從而減少經常帳戶順差；另一方面可以糾正匯率低估導致的資源扭曲配置，降低出口部門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同時實施這兩項政策不僅可以得到上述效果，還可以讓兩者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使中國經濟走上更加均衡的發展道路。
通盤考量外匯政策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外匯政策應該與其他政策形成合力，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既然中國實施內需主導發展戰略，那麼就應該圍繞這一戰略做出外匯領域的制度安排。
1.採取“邊升邊看”的升值策略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人民幣不可避免地進入升值軌道。實際上，人民幣升值符合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利之處在於，如果升值過大過快，經濟結構來不及調整，中國經濟可能因為外貿受損過大而出現整體滑坡。但是如果升值過小過緩，沒有形成足夠大的結構調整壓力，中國經濟依賴外貿的格局就很難改變，等到迫於國內需要和國際壓力大幅升值時，中國經濟將會遭受沉重打擊。
比較現實的解決辦法是，採取“邊升邊看”的策略，根據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度，相關產業對於匯率變動的承受能力，結合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等指標，相機決定人民幣升值的時間與幅度，使人民幣匯率逐步向均衡水準靠近。
根據“邊升邊看”的思路，去年的人民幣升值屬於試探性匯率調整。從實際效果看，這次升值沒有導致外貿增速的減緩，國民經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這表明，2％的升幅遠低於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對於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不夠，可以考慮再次提高匯率。
2.選擇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貨幣升值與匯率制度改變是兩個概念。在確定人民幣升值路徑之後，應該對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作出調整。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當然應該放棄，但是由釘住美元直接變成自由浮動也是不可取的。
自由浮動相當於IMF定義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這種匯率制度的國家，本國貨幣匯率由市場決定，貨幣當局偶爾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旨在緩和匯率的波動，防止不適當的波動，而不是設定匯率水準。實行自由浮動等於政府主動放棄了對本國貨幣匯率的話語權，而中國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利用匯率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不能聽任人民幣匯率完全由國際金融市場決定。此外，自由浮動與放開資本帳戶相伴，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具備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
分析比較LMF劃分的八類匯率制度，中國應該選擇“不事先宣佈匯率軌跡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允許一國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以影響匯率，並且不事先承諾或宣佈匯率的軌跡。實行管理浮動，既可使人民幣匯率在市場力量作用下向均衡水準移動，又保留了政府對於匯率的調控權利，無疑是中國匯率政策的最佳選擇。
3.採取“藏匯於民”的經常專案管理原則
長期以來，“藏匯于國”是中國外匯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外匯收入主要由國家持有，民間擁有外匯受到嚴格限制。這種政策取向造成外匯儲備猛增、換匯壓力巨大等諸多問題，應該改“藏匯于國”為“藏匯於民”，放寬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限制，讓民間更多地持有外匯。比如放寬個人經常專案購匯限額、取消企業結售匯制度等。
4.採取“嚴進寬出”的資本專案政策
漸進式的人民幣升值策略決定了中國將在很長時間內保有大量經常專案順差，如果資本項目順差不減，那麼國際收支失衡則會加重。“雙順差”帶來了外匯儲備的被動增長，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降低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是，通過資本流出抵消貿易盈餘，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這就為資本專案管理政策調整指明了方向，即改“寬進嚴出”為“嚴進寬出”，對不同方向的資本流動採取不同的管制政策。“嚴進”就是改變過分重視引進外資的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品質；嚴格控制短期資金流入；對於外資投資房地產和證券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寬出”就是放寬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限制，放寬對於國內居民的用匯限制，鼓勵有合理用途的資本流出。
同時發現延期支付有支付比合同規定的延期時間長，後來就沒有付匯的情況。就是說外匯該付匯的沒有出去，仍然留在國內，同樣增加了外債的壓力，也是變相流入。
新政策影響
事實上，目前這種“嚴進”的管控關鍵是消除了企業出口和收匯的時間差，企業有真實的出口後，海關才能向電子口岸傳送報關單數據，電子口岸才能計算出企業此次出口後可收匯的額度，而銀行在核查了這些資料後才能為企業辦理收匯。交易一旦出現不真實或者不合規的現象，無法生成可收匯額，企業就無法結匯。
“嚴進”之後，企業需在當地外管部門登記合同，證明此項貿易需要預收貨款。在收到預收貨款後需要進行提款登記。真實出口後，還需要登記登出，否則視為沒有真實出口，下次就不可能申請到預收貨款。但，預收貨款的額度，外管部門是嚴格把關的。
據國家外管局資本項目司的郭松副司長介紹，預收貨款額度的上限是企業前12個月收匯額的10%，除了大型設備、船舶等特殊企業，其他企業如果需要更多的額度，需要向當地外管部門提供書面材料，包括上年度的出口收匯情況，信用證明，申請額度的原因，未來需要更高額度的合同，並且申請之後的額度也只適用與一次貿易。
中國應該實行內需主導經濟發展戰略
如果出現美國經濟衰退、國際貨幣體系動盪的局面，中國可能是受衝擊最大的國家。因此，中國必須堅決而迅速地進行結構調整，減少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依賴，特別是對美國經濟金融的依賴。但從更長遠來看，中國應該堅決而果斷地做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確立內需主導發展戰略。通過這一戰略的實施，改變對於國際經濟金融的過分依賴，增強經濟自主發展能力；改變經濟增長對於投資增長的過分依賴，謀求經濟均衡發展。
1.擴大國內需求，適當壓縮供給，謀求內部均衡
儲蓄率過高是導致國內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對未來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居民被迫加大預防性儲蓄，以備未來的風險和花費。應該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使居民減少預防性儲蓄，把更多的收入用於當期消費。
壓縮供給的關鍵是降低投資率，投資率過高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地方政府充當投資主體，地方官員投資欲望強烈；二是能源、資源、土地和資本價格扭曲，刺激企業擴大投資。因此，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理順價格體系，可以給投資熱降溫。
2.主動減少貿易順差，逐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
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是：投資旺盛導致產能增加，匯率低估造成過多的資源進入出口部門，在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下，過剩的供給只能向國外輸出。因此，減少貿易順差的手段應該是壓縮投資和人民幣升值。
資本帳戶順差主要是由過分重視引進外資造成的。應該調整相關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品質，放寬對於國內資本外流的限制。
3.合理政策組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人民幣升值政策
擴張的財政政策能夠給予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制以資金支援，還能提高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達到儲蓄下降、消費提高的效果。
人民幣升值一方面導致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從而減少經常帳戶順差；另一方面可以糾正匯率低估導致的資源扭曲配置，降低出口部門產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同時實施這兩項政策不僅可以得到上述效果，還可以讓兩者的副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使中國經濟走上更加均衡的發展道路。
通盤考量外匯政策
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組成部分，外匯政策應該與其他政策形成合力，服務於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既然中國實施內需主導發展戰略，那麼就應該圍繞這一戰略做出外匯領域的制度安排。
1.採取“邊升邊看”的升值策略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人民幣不可避免地進入升值軌道。實際上，人民幣升值符合中國經濟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不利之處在於，如果升值過大過快，經濟結構來不及調整，中國經濟可能因為外貿受損過大而出現整體滑坡。但是如果升值過小過緩，沒有形成足夠大的結構調整壓力，中國經濟依賴外貿的格局就很難改變，等到迫於國內需要和國際壓力大幅升值時，中國經濟將會遭受沉重打擊。
比較現實的解決辦法是，採取“邊升邊看”的策略，根據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度，相關產業對於匯率變動的承受能力，結合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等指標，相機決定人民幣升值的時間與幅度，使人民幣匯率逐步向均衡水準靠近。
根據“邊升邊看”的思路，去年的人民幣升值屬於試探性匯率調整。從實際效果看，這次升值沒有導致外貿增速的減緩，國民經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這表明，2％的升幅遠低於中國經濟的承受能力，對於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不夠，可以考慮再次提高匯率。
2.選擇管理浮動匯率制度
貨幣升值與匯率制度改變是兩個概念。在確定人民幣升值路徑之後，應該對於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作出調整。固定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當然應該放棄，但是由釘住美元直接變成自由浮動也是不可取的。
自由浮動相當於IMF定義的獨立浮動匯率制度。實行這種匯率制度的國家，本國貨幣匯率由市場決定，貨幣當局偶爾進行干預，這種干預旨在緩和匯率的波動，防止不適當的波動，而不是設定匯率水準。實行自由浮動等於政府主動放棄了對本國貨幣匯率的話語權，而中國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需要利用匯率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不能聽任人民幣匯率完全由國際金融市場決定。此外，自由浮動與放開資本帳戶相伴，從防範金融風險的角度來說，中國沒有具備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制度的條件。
分析比較LMF劃分的八類匯率制度，中國應該選擇“不事先宣佈匯率軌跡的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種匯率制度允許一國貨幣當局在外匯市場進行積極干預以影響匯率，並且不事先承諾或宣佈匯率的軌跡。實行管理浮動，既可使人民幣匯率在市場力量作用下向均衡水準移動，又保留了政府對於匯率的調控權利，無疑是中國匯率政策的最佳選擇。
3.採取“藏匯於民”的經常專案管理原則
長期以來，“藏匯于國”是中國外匯管理的一個基本原則，外匯收入主要由國家持有，民間擁有外匯受到嚴格限制。這種政策取向造成外匯儲備猛增、換匯壓力巨大等諸多問題，應該改“藏匯于國”為“藏匯於民”，放寬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限制，讓民間更多地持有外匯。比如放寬個人經常專案購匯限額、取消企業結售匯制度等。
4.採取“嚴進寬出”的資本專案政策
漸進式的人民幣升值策略決定了中國將在很長時間內保有大量經常專案順差，如果資本項目順差不減，那麼國際收支失衡則會加重。“雙順差”帶來了外匯儲備的被動增長，加大了人民幣升值壓力，降低了貨幣政策有效性。最直接的解決辦法是，通過資本流出抵消貿易盈餘，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這就為資本專案管理政策調整指明了方向，即改“寬進嚴出”為“嚴進寬出”，對不同方向的資本流動採取不同的管制政策。“嚴進”就是改變過分重視引進外資的政策，提高引進外資的品質；嚴格控制短期資金流入；對於外資投資房地產和證券市場進行必要的限制。“寬出”就是放寬國內企業對外投資的限制，放寬對於國內居民的用匯限制，鼓勵有合理用途的資本流出。
同時發現延期支付有支付比合同規定的延期時間長，後來就沒有付匯的情況。就是說外匯該付匯的沒有出去，仍然留在國內，同樣增加了外債的壓力，也是變相流入。
新政策影響
事實上，目前這種“嚴進”的管控關鍵是消除了企業出口和收匯的時間差，企業有真實的出口後，海關才能向電子口岸傳送報關單數據，電子口岸才能計算出企業此次出口後可收匯的額度，而銀行在核查了這些資料後才能為企業辦理收匯。交易一旦出現不真實或者不合規的現象，無法生成可收匯額，企業就無法結匯。
“嚴進”之後，企業需在當地外管部門登記合同，證明此項貿易需要預收貨款。在收到預收貨款後需要進行提款登記。真實出口後，還需要登記登出，否則視為沒有真實出口，下次就不可能申請到預收貨款。但，預收貨款的額度，外管部門是嚴格把關的。
據國家外管局資本項目司的郭松副司長介紹，預收貨款額度的上限是企業前12個月收匯額的10%，除了大型設備、船舶等特殊企業，其他企業如果需要更多的額度，需要向當地外管部門提供書面材料，包括上年度的出口收匯情況，信用證明，申請額度的原因，未來需要更高額度的合同，並且申請之後的額度也只適用與一次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