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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更新时间：2013-09-06 15:36
【摘要】我国的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这点直接体现在了GDP的发展速度上，但是近些年GDP发展速度有所减缓，这对市场经济来说代表什么，有什么样的意义，怎样去理解呢。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风险
9月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修正2012年GDP增速0 .1个百分点至7 .7%。同样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经过30多年年均9 .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 D 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G D P同比增长仅为7 .5%。
这种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内因所致，还是美国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起新一轮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危机？
9月1日，由广东省浙江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共话中国经济发展“新环境、新动力、新出路”。专家认为，中国应以开放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货币政策的蝴蝶效应
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大为惊叹。他说，经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发展指数是，按购买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300美元到2600美元翻一番，英国耗时155年，美国是53年，德国是64年，日本是33年。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仅仅12年便完成了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尽管中国人口远远多于这些发达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商业服务进口是所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这些进口服务所带来的价值目前位列全球第三。最近几年，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接受者，甚至超过了流向美国的净投资资本。”内斯托·塞迪略认为，如果想要保留目前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就必须要正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环境，中国在这当中也面临着融入世界的挑战，只有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做到。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或将收紧货币政策，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回到94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也触动了墨西哥94、95年的危机，但是这次我觉得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新兴国家的经济耐力更加强，因为总体来说基本面更加强了。”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当然，要数耐力强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是少不了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国债占G DP的49%，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量一直是NO.1。中国经济增速的轴心，比如城镇化、人口红利、全球贸易等等，后发优势仍在。
中国应警惕“爱尔兰式泡沫”
但现在，中国的G D P增速也变得疲惫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中国的“产能过剩”让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颇为担忧。
“所谓过剩就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需求。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使我们各行各业中都充满过剩产能。”许小年直言，在过去几年中，财政开支，特别是追加的财政开支这部分，大部分都是投资。这不会刺激需求，只会给明天带来更多的过剩产能，使结构失衡更加扭曲。“现在看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是今年各个行业产能过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政策引起的进一步结构失衡。后来还再增发货币，它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它进入到楼市等资产市场，结果把楼价炒起来。”
于是，从几个月前开始，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目前信贷的扩张似乎太快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3月份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金融部门的一些问题———信贷，也提到了中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银行不要参与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的竞争。”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坦言，爱尔兰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爱尔兰出现的泡沫是在2000年-2006年之间，然后，我们也以人为的方式发展建造业，而且也让我们在工资、公共服务、雇佣人员等方面大幅增加，但是这是难以持续的，只是短期现象。”布鲁顿表示。在01-06年这六年期间，爱尔兰公共行业在G D P中所占比例为29%，而德国只占19%。同时房价也在不断攀升，“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坚持开放和双轮驱动
“如果说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财政刺激政策，没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对世界都是更大的危机。”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中国现在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问题是，站在危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该如何寻找“新出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在哪？应该“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在五年，甚至是更远的十年前，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人们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唱衰派，一拨是乐观派。作为乐观派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笑称自己是坚定的乐观派，但是“依旧低估了中国经济”。
项兵认为，中国如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带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收入的国家行列，那么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同样是跨越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开放性颇受瞩目，这不仅体现在国内过半的出口由外资提供，也体现在多样化的企业管理形式上。
“目前来说中国可能是唯一能够允许各种形式的管理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大国”，项兵认为，日本、美国、韩国、欧洲之所以都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做得如此之好，“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占主导。”
除了拥有高度的开放性外，双轮驱动也是不得不提及的一方面。“民企其实是在各种不公平的政策下茁壮成长起来的，G D P中民营企业贡献了55%，就业机会民营企业贡献了80%。面向未来，只有民营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我不赞同国进民退，民营企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慧择提示：我国要坚持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有机遇也有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详细周密的计划，保证经济在稳中发展，才能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风险
9月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修正2012年GDP增速0 .1个百分点至7 .7%。同样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经过30多年年均9 .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 D 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G D P同比增长仅为7 .5%。
这种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内因所致，还是美国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起新一轮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危机？
9月1日，由广东省浙江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共话中国经济发展“新环境、新动力、新出路”。专家认为，中国应以开放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货币政策的蝴蝶效应
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大为惊叹。他说，经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发展指数是，按购买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300美元到2600美元翻一番，英国耗时155年，美国是53年，德国是64年，日本是33年。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仅仅12年便完成了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尽管中国人口远远多于这些发达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商业服务进口是所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这些进口服务所带来的价值目前位列全球第三。最近几年，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接受者，甚至超过了流向美国的净投资资本。”内斯托·塞迪略认为，如果想要保留目前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就必须要正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环境，中国在这当中也面临着融入世界的挑战，只有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做到。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或将收紧货币政策，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回到94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也触动了墨西哥94、95年的危机，但是这次我觉得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新兴国家的经济耐力更加强，因为总体来说基本面更加强了。”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当然，要数耐力强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是少不了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国债占G DP的49%，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量一直是NO.1。中国经济增速的轴心，比如城镇化、人口红利、全球贸易等等，后发优势仍在。
中国应警惕“爱尔兰式泡沫”
但现在，中国的G D P增速也变得疲惫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中国的“产能过剩”让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颇为担忧。
“所谓过剩就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需求。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使我们各行各业中都充满过剩产能。”许小年直言，在过去几年中，财政开支，特别是追加的财政开支这部分，大部分都是投资。这不会刺激需求，只会给明天带来更多的过剩产能，使结构失衡更加扭曲。“现在看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是今年各个行业产能过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政策引起的进一步结构失衡。后来还再增发货币，它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它进入到楼市等资产市场，结果把楼价炒起来。”
于是，从几个月前开始，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目前信贷的扩张似乎太快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3月份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金融部门的一些问题———信贷，也提到了中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银行不要参与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的竞争。”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坦言，爱尔兰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爱尔兰出现的泡沫是在2000年-2006年之间，然后，我们也以人为的方式发展建造业，而且也让我们在工资、公共服务、雇佣人员等方面大幅增加，但是这是难以持续的，只是短期现象。”布鲁顿表示。在01-06年这六年期间，爱尔兰公共行业在G D P中所占比例为29%，而德国只占19%。同时房价也在不断攀升，“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坚持开放和双轮驱动
“如果说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财政刺激政策，没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对世界都是更大的危机。”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中国现在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问题是，站在危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该如何寻找“新出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在哪？应该“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在五年，甚至是更远的十年前，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人们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唱衰派，一拨是乐观派。作为乐观派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笑称自己是坚定的乐观派，但是“依旧低估了中国经济”。
项兵认为，中国如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带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收入的国家行列，那么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同样是跨越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开放性颇受瞩目，这不仅体现在国内过半的出口由外资提供，也体现在多样化的企业管理形式上。
“目前来说中国可能是唯一能够允许各种形式的管理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大国”，项兵认为，日本、美国、韩国、欧洲之所以都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做得如此之好，“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占主导。”
除了拥有高度的开放性外，双轮驱动也是不得不提及的一方面。“民企其实是在各种不公平的政策下茁壮成长起来的，G D P中民营企业贡献了55%，就业机会民营企业贡献了80%。面向未来，只有民营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我不赞同国进民退，民营企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慧择提示：我国要坚持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道路，有机遇也有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详细周密的计划，保证经济在稳中发展，才能带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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